被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毛泽东一生喜读《史记》,他不仅研读《史记》的视角独特,见解独具,而且长于从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中以史鉴今,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,用于指导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实践,确实是空谷足音,不同凡响。被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毛泽东一生喜读《史记》,他不仅研读《史记》的视角独特,见解独具,而且长于从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中以史鉴今,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,用于指导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实践,确实是空谷足音,不同凡响。

  
尊敬史实,客观辩证论纣王
商纣王,我国商代结果的一个王,称帝辛,名受。《史记殷本纪》载:帝纣 “知(智)足以拒谏,言足以饰非”,自是天下人都不如己;“好酒淫乐,嬖于妇人”;横征暴敛,大兴土木;甚至以酒为池,悬肉为林,使男女裸逐其间,“为长夜之饮”。他设置种种酷刑,杀害贤臣,囚禁西伯姬昌,结果搞得众叛亲离。周武王乘机率诸侯伐纣,大战于牧野。

  纣兵阵前反叛,纣败走,登鹿台,衣其宝玉衣,自焚而死。因《史记》的有名权威性,其对商纣王的评价早已成为“铁案”,千百年来,代代相传,商纣王成了荒淫乱政、拒谏贼贤的暴君“典范”。
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,毛泽东基本墨守成规了传统史学对商纣王的评价。1949年8月18日,毛泽东发表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一文,批评韩愈写的《伯夷颂》,认为它“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、开小差逃跑、又制止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、颇有些‘民主个人主义’思想的伯夷,那是颂错了”。

  毛泽东认为,武王伐纣是推翻暴政的正义之举,无可厚非。1952年11月1日,他参观河南安阳殷墟,兴致勃勃地谈起盘庚迁殷后商纣王主政的历史:“纣王滥用职权,为自己享乐,在修建重楼重阁和金碧辉煌的鹿台中,不知道耗费了劳动人民多少金钱和血汗。

  那些酒池肉林、折胫之说,证明了他的放肆放任、荒淫和残暴。”但是,随着郭沫若《青铜时代》一书在1954年和1957两次再版,毛泽东对商纣王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郭沫若的史学论集《青铜时代》,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。该书强调:“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当者披靡淹没的。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强大的历史事件,便是经营东南。

  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。这件事,在我看来,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,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。这件事,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,才逐渐地见了天日。”他还以《尚书泰誓》中的记载为据,证明纣王制服东夷所获俘虏甚多,而殷商的士兵损耗必不少,只能用俘虏来补充,从而导致了周武王乘虚而入时,纣王的俘虏兵阵前“反叛”的悲剧。

  他进而判断,纣王名声不好,周人的宣传起了很大作用,《尚书》中《牧誓》《泰誓》把纣王说得一无是处,对后世影响强大,周以后的人“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”。
显然,《青铜时代》1945年出版时,毛泽东正忙于统筹指挥军事斗争,无暇顾及历史学术问题。当此书两次再版后,毛泽东便不仅读过了,而且印象极深。毛泽东看待历史人物,一贯运用两点论、二分法,尊敬史实,修正谬说,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,知人论世。

  郭沫若首倡为商纣王翻案,毛泽东大力支持。1958年11月,他在一次谈话中说:“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、能文能武的人。

  他经营东南,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,在历史上是有功的。纣王伐徐州之夷,打了胜仗,但损失很大,俘虏太多,消化不了,周武王乘虚进攻,大批俘虏反叛,结果使商朝亡了国。”此后,毛泽东经反复思索,认为商纣王亡国的原因,除了“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”外,还原由国内有比干、箕子、微子等制止派。这些制止派“里通外国”,彻底显现了商朝的内情,周武王知己知彼,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,因而取胜。

  
毛泽东再三为商纣王说好话,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,更不是单为“标新立异”。《荀子非相篇》记载:纣王“长巨姣美,天下之杰也;筋力超劲,百人之敌也”。既然纣王能文能武,却把他描绘成一无是处的混世恶魔,显然有失公允。
其实,毛泽东力主为“臭名昭著”的商纣王翻案,首要依据有两条:第一,评判历史人物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,看他在推进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为和贡献。

  对于帝王,就要看他在开疆拓土、促进统一方面底细是进步、还是退步?毛泽东认为,商纣王制服东夷,巩固了东夷与中原的统一,促进了长江流域、淮河流域经济和文化的开发,这是了不起的功劳,值得充足肯定。第二,坚持辩证发展的观点,一切以新发现的史料为评价人和事物的标准。绝不能漠视新史料、新发现,要随着考古新发现,与时俱进,及时修正过时的观点。

  即便对于自己心血结晶的著作,他也采取了同样态度。1965年1月9日,毛泽东会见老朋友斯诺,斯诺说他自豪毛泽东著作的影响,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。

  毛泽东的回答既幽默又出人意外:“我不能驳你,也当者披靡能支持。这要看后人,几十年后怎么看”,“现在我的这些东西,还有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的东西,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。”
探本溯源,陈胜失败因“二误”
陈胜,字涉,阳城(今河南登封东南)人。出身雇农,年轻时即有推翻秦王朝的“鸿鹄之志”,虽为雇工,却发出“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?”的感叹。

  秦二世元年(前209年),陈胜被征与吴广等900人谪戍渔阳(今北京市密云西南)。他们屯驻大泽乡时,因遇雨失期,按秦法当斩,遂与吴广发动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。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,并在陈县(今河南淮阳)建立张楚政权。他被推为王,旋即派兵攻取赵魏之地,又派周文率主力军进攻关中。后周文败北,秦将章邯以优势兵力反扑,围攻陈县。

  他率军无畏奋战,战败后,被叛徒庄贾杀害。作为开天辟地的革命家,毛泽东不但盛赞 “陈王奋起挥黄钺”、首义灭秦之功,更注意吸取他失败的教训,避免重蹈其覆辙。他用红黑两种颜色,在《史记陈涉世家》中,作过不少圈划。司马迁认为,陈胜的失败原因有二:一是功成忘本。

  陈胜当年为人耕田,曾对伙伴同意:“苟富贵,毋相忘”!他称王后,起初还能践行前言,周到欢迎一位来找他的穷伙伴。但后来经不住别人挑拨,说这个旧相识出入宫廷,尽谈论他贫穷潦倒的往事,有损威信,陈胜便把那人杀了。这一来,大家都躲得远远的,没有人再敢接近他。“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,由是无亲陈王者”。毛泽东在此句文字的天头,批写“一误”两个大字,又用粗重的红铅笔在文中划了着重线。

  二是用人失当。

  《史记陈涉世家》记载,陈胜任命朱房、胡武为人事和监察官员,主管文武官员的考绩升迁和黜退刑杀。两人专擅朝政,胡作非为,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。而陈胜对其不仅不查办,反而加官进爵,倍加信任。这样,陈胜派出去的将官就不敢再亲附他,有了地盘和实力就各自独立,这是陈胜失败的又一原因。司马迁为此痛惜地写道:“诸将以其故不亲附,此其所以败也。

  ”毛泽东称赞司马迁的点睛之笔,在这段文字的天头,又批写“二误”两个大字,并用同样粗重的红铅笔划了着重线。
陈胜以一介农夫,揭竿而起,所向无敌。但是,一旦他功成忘本,重用坏人,原本锐当者披靡当的军事优势,便忽而烟消云散,其如日中天的“张楚”政权,仅仅维持了六个月,便轰然倒塌。一误,为忘本,即忘了初心;二误,为用人不当,即失了公心。

  验之于此后的历次农民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,此俱为重蹈覆辙的悲剧之因。伟人洞察之深,振聋发聩,真是警钟于今仍在耳啊!
血的教训给予毛泽东的印象太深了。他牢牢记住陈胜的悲剧,终其一生,不忘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,在工作作风、家庭生活及子女教育等问题上,如一和工农群众保持一致,成为国内外罕有的居元首之位仍一直保持农民本色的伟人。

  
1950年2月27日,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回国。

  专列到达满洲里,毛泽东为中共松江省委题词:“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”。 3月1日,专列驶进沈阳,毛泽东下榻辽宁宾馆。

  而后,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请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胡志明吃饭。宴会太丰盛了,东北特产,应有尽有。毛泽东一进餐厅,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他礼节性地请胡志明多吃多喝,自己只象征性地喝了几口葡萄酒,吃了点饭,便放下筷子,吸起烟来。饭后,毛泽东来到会议室,当着大小领导的面严厉批评晚上的饭菜太多、太蹂躏。他说:“同志们,我们是人民的公仆,是为人民服务的。

  如果我们一层层照样下去,这么吃起来,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?你们应当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。”次日,在东北局、辽宁省、沈阳市领导干部大会上,毛泽东又讲到昨天那餐饭,庄严地说:“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,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。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,搞那么丰盛干什么?中央三令五申,要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,要艰苦奋斗,你们应作表率嘛!”毛泽东越说越激动:“你们要做刘宗敏,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!”毛泽东不仅这么说,更身体力行,带头艰苦奋斗。

  建国后,虽然他身为党和国家的主席,但九年不做一件新衣服,线袜子补了又补。他粗茶淡饭,最好的营养菜不过是一碗红烧肉。他对共患难的老同学、老同事、老朋友、警卫人员、服务人员等,凡是生活有困难的,都深切关怀,常常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,慷慨解囊资助,或在政策准许的范围内,请当地政府尽量帮助解决。另一方面,毛泽东对建国后党内助长的腐败现象极为警惕和憎恨,处理极为严厉。

  他说:“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,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。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,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。”对此,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由衷赞扬:毛泽东是第一个与中国的“官国”传统彻底决裂的领导人。
蒙哥马利,英国陆军元帅,二战时盟军最卓越的将领之一。1960年,他访问中国。

  5月27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毛泽东会见了他,并共进晚餐。

  交谈中,蒙说:“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。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,他就不是一个好人。”毛泽东说:“我的意见是这样的,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。”蒙说:“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!”毛说:“这就是原则,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。”可见,汲取历史上“功成忘本”的教训,不管居于多么高的地位,长远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、职业情,这就是毛泽东生前横扫国内外一切对手、身后又广受人民拥戴的力量源泉!
鉴戒有条有理,慧眼独具说刘项
《高祖本纪》《项羽本纪》,是《史记》中的精彩篇章。毛泽东倾心研读,并结合现实,发表了许多切中要害的点评,值得深深品味。
刘邦,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。字季,秦朝泗水郡(今江苏沛县)人。刘邦以一平民,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中力压群雄,提三尺剑开创几百年的汉朝江山。这在夏、商、周以来的历史上,可称破天荒的第一人。

  项羽,同刘邦一样,是秦末要紧的反秦领袖,下相(今江苏宿迁西南)人。名籍,字羽,出身贵族,世代将门,力能扛鼎,勇冠三军。楚汉相争,项羽垓下败北乌江自刎后,被刘邦以鲁公礼葬于谷城。
项羽与刘邦相比,起初在军事上占领强壮优势,但刘胜项败,其原因何在?毛泽东在阅读《史记高祖本纪》时,提笔评点道:“项王非政治家,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”。

  而刘邦又底细高明在哪里?毛泽东高度概括道:“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,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,二因用人正当。”
决策对头:1964年1月7日,毛泽东在谈话中,列举了刘邦虚心纳谏作出的几个强大战略决策;一是听张良劝说,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,此事详载《留侯世家》;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,听张良、陈平之劝,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,此事详载《项羽本纪》;一是刘邦称帝后,欲建都洛阳,听齐人刘敬建议,入都关中长安,此事详载《刘敬列传》。

  这几大决策,均为决定楚汉战争胜败及西汉王朝本固邦宁的大事,而刘邦都做对了。
用人正当:刘邦初登帝位,对群臣说:列侯诸将说说心里话:我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?项羽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?高平、王陵答道:陛下对部下虽时有轻慢,但却能“与天下同利”;项羽“嫉贤妒能,有功者害之,贤者疑之”,又不能与人共享战果,所以他失掉了天下。

  刘邦摇摇头,不自是然:“公知其一,未知其二。夫运筹策帷帐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。镇国家,抚百姓,给馈饷,不绝粮道,吾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军,战必胜,攻必取,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,皆人杰也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,此其所自是我擒也。”其实,军事天才韩信与另一个与张良齐名的要紧智囊陈平,原为项羽部下,皆因项羽对他们言不听、计不用,不得已投奔了刘邦。

  正是这一文一武,一个战场战无不胜,一个幕后屡出奇计,结果要了他的命。相较于项羽,刘邦用人,“英雄不问出处”,凡是有用之才,他不论其出身、门第高低贵贱,不在乎别人的诟病,一律唯才是举,使其各尽其才。难怪毛泽东评价:“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。”
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。 在灭秦战争中有“战神”级表现的项羽终极败于刘邦之手,毛泽东分析其原因,首要是项羽既不识人,不会用人,又听不进不同意见,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战略失误。

  这也是他判定“项王非政治家”的首要依据。1963年1月7日,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:“项羽有三个错误,如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,放跑了刘邦;(楚汉订立)鸿沟协定,他小心了;建都徐州,那时叫彭城。

  ”每逢大事不纳谏,刚愎自用,终极铸成了项羽的千古悲剧。
毛泽东历来提倡学历史古为今用。针对一些地方的第一书记工作作风不民主、大事独断专行问题,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,以古喻今,指出:“有这样的情况:一切事情,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。这是很错误的。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?我这是指的大事,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……从前有个项羽,叫作西楚霸王,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。

  他那里有个范增,给他出过些主意,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……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,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,倒有点像项羽。这些同志如果不改,结果要垮台的。不是有一出戏叫《霸王别姬》吗?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,难免有一天要‘别姬’就是了。”毛泽东强烈期望党的各级首要领导干部,以古为鉴,吸取项羽不纳谏导致失败的教训,当好党的民主集中制的“班长”,殷殷之情,溢于言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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